在众多蒙古贵族中,忽必烈是个旗帜鲜明的改革派。
在政治体制上,他基本上采纳了刘秉忠、许衡等人的建议,逐步推行“汉法”,大量沿袭和改良宋、金的体制,实行了三权分立,对大蒙古国原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比如,他设立御史台,并全面加强御史的地位,负责“纠察百官善恶”,谏言“政治得失”。
又比如,他首创推行行省制,使得地方行政更加规范化和集中化。
在经济上,忽必烈发行纸币,推广棉花种植,鼓励商业发展,重视水利建设。
在用人上,忽必烈不拘一格。凡是有才华的人,忽必烈都给予重用,不问民族,不问出身。
比如,史天泽、刘秉忠、姚枢、卢世荣、赵璧、杨惟中、张德辉、窦默等汉人都是忽必烈时期的重臣。
其中,史天泽官居中书右丞相、枢密副使,手握军政大权,可谓是忽必烈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
刘秉忠以布衣身份,长期陪伴在忽必烈身边,为他建造了上都和大都两座都城。他病逝后,忽必烈感其功,封为三公。这是元朝很多大丞相都没有过的待遇。
而负责帮助忽必烈理财的色目人权臣——阿合马,原本不过只是一个奴隶。
在军事上,忽必烈设立枢密院,负责全国军务。自铁木真以来,一直没有专门设置统领全军的机构。枢密院的设置,标志着蒙元军事制度的逐步完善。
忽必烈还大量组建汉军。就连他的侍卫亲军都是汉人为主。汉将董文炳、李伯佑等人都曾是忽必烈亲军的大首领。
总而言之,忽必烈坚持改革,笼络人心,取得北方汉人,特别是北方汉族大地主、大世候的广泛支持。
因此,他能打败阿里不哥,以及平定海都等人的叛乱。这也是后来忽必烈能够统一大江南北的关键。
1261年6月,南宋大将刘整因为是北方人的身份,在南宋朝廷中受到排挤,又遭到吕文德、俞兴的告状,担心被权相贾似道治罪,以泸州15郡30万户投降大元。
之后,刘整又向忽必烈献上攻宋之策。
本来,大元朝廷对攻宋一事分成两派,意见相左。
一派认为南宋奸相当权,排斥异己,任用庸才,赏罚失律,治军迂腐,应当发兵攻宋,统一中原。
另一派认为南宋依靠长江,采取坚守政策,难以攻灭,应当以蒙哥之死为鉴,不宜攻宋。
忽必烈对此也是十分犹豫,难以抉择。
但刘整率部投降并向他献策,给了忽必烈信心。
当下,忽必烈便让刘整训练水军,准备攻宋。
1268年,忽必烈令史天泽督军,派刘整、阿术率军攻打襄阳,时隔十年后再次攻宋。
1274年,襄阳守将吕文焕也降,并自请为攻宋急先锋。
忽必烈大喜,厚待吕文焕及其家族。
之后,在吕文焕派使者劝说下,很多南宋将领先后投降大元。从此,南宋再无翻盘机会。
1275年2月,吕文焕率大元水陆联军,于芜湖击溃南宋主力水军。
当年11月,伯颜、董文炳、阿剌罕分兵三路,剑指南宋都城——临安。
1276年初,元军刚进军至临安附近的皋亭山。
南宋太后——谢道清便带着三岁的宋恭帝不战而降,奉上传国玉玺。
之后,陆秀夫、文天祥、张世杰等人拥立7岁的宋端宗在福州即位,持续抗元。
1278年4月,宋端宗病死。陆秀夫等人又改拥立幼主赵昺为帝。
然而,南宋的形势是每况愈下。
1278年,陆秀夫等人被迫退守广东崖山一带。
1279年初,张弘范在崖山海战中击溃南宋最后的力量。
绝望之下,陆秀夫抱着8岁的幼主赵昺投海而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