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这些举动,俨然就是王子学院在中国国内的形象代言人。
远在欧洲的陈慕武做梦都想不到,自己的一封亲笔信,居然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。
在学校上完了课,对着借出来的资料做好笔记之外,回到家里享受空闲时间的徐志摩,竟然出人意料地开始带自己的太太陆小曼一起外出参加社交活动。
要知道他一直以来都对陆小曼频繁参与一些聚会和沙龙很是反感,认为这完全是浪费钱和浪费时间的无用活动。
徐志摩带陆小曼去的不是上海的顶级饭店,也不是有权有势人家的私人官邸。
他成了在上海的瑞典驻华公使馆的常客,既然陈慕武给了自己一年多的准备时间,徐志摩觉得自己有必要在提前准备教学内容的同时,也先提前学一些瑞典话。
虽然徐志摩本人是会讲英语的,却不能保证到了斯德哥尔摩之后,听他讲课的那帮人都能听得懂英语。
为了保险起见,提前学好瑞典语,最起码能做到有备无患。
想到以后自己出入的场所,都是瑞典皇宫或者瑞典王储的官邸,本来对这种要耗费精力去参与的学习不感兴趣的陆小曼,竟然也跟着自己的丈夫一起,有模有样地学起了外语来。
徐志摩从上海拍来的电报到了剑桥后,陈慕武已经离开英国去到了斯德哥尔摩。
他阅读完这封从剑桥转发过来的电报,看到徐志摩很痛快地答应了自己的邀请,陈慕武对从国内聘请汉学教师这件事情信心十足。
可殊不知,他和施汝为,只在徐志摩这里尝到了甜头。
施汝为觉得既然国内鼎鼎有名的大诗人徐志摩,面对陈慕武的邀请时答应得那么痛快,那么其他人应该也都差不多。
但是接下来的几次拜访活动,施汝为都吃了闭门羹。
从徐志摩家中出来的他,又去了浦西的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。
这里住的同样是在光华大学当教授,又在《新月》诗刊杂志的编辑部工作的徐志摩的同事,胡适之。
在陈慕1923年从北京大学讲完学,离开国内去英国的时候,无论徐志摩还是胡适,都还是北京大学的教授。
没想到时间过去了五年,他们已经纷纷离开了首善之地北平,全都在上海再聚首。
北京大学大量教授出走的原因,一方面是因为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发不出办学经费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最后的几年里,北洋政府对学界的倒行逆施。
最著名的莫过于“三·一八”惨案,不但打死了京城高校里的许多学生,还对更多的声援学生的教师们发出了通缉。
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使馆区的六国饭店里躲了很长一段时间,鲁迅更是直接离开北平去了厦门大学。
徐志摩和胡适都在这些个事件之后,离开了北平,又相继辗转来到了上海。
虽然在北京大学的时候,胡适曾经和众人合伙办过《国学季刊》,而去斯德哥尔摩讲授汉学也能算是国学的一部分。
但听完施汝为的一番描绘之后,胡适的态度和刚刚在四明邨的徐志摩完全不一样,他对离开中国去瑞典这件事情完全不感兴趣。
继在1923年开年成为《密勒氏评论报》评选出的“中国十二位大人物”的第十二名之后,胡适在政学两届都混得很不错。
尤其是1926年,他再次出洋,先是去英国商讨英国庚子赔款的相关事宜,然后又赴美,先是去哥伦比亚大学办好了有关自己哲学博士学位的最终手续,回国后还被选为了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国基金会的理事。
胡适心想,自己马上就是正牌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,而且在国内混得也算是风生水起。
他如果想要出国去教学,最起码也要像赵元任那样,在美国的知名大学任教,瑞典是什么穷乡僻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