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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07章（第1页）

余翱偷偷去瞧过父亲，连日会商，余寔那原本微胖的身形整整瘦了三圈。江永本就瘦削，看不出如何清减，可鬓角已是全白了。江元辅端坐在花梨藤心方背椅中，一袭大红官袍灼烫着他的双眼——余翱也渴望过出将入相、青史留名，然而落棋无悔，终转入货殖营生。他凝视江永，像是在打量曾经梦中的自己，看得痴了，直到被卢兴义轻声唤醒，才窘迫地坐下。

江永翻看着他们呈上的礼单。他一向清廉，即使是亲近之人投奉贽敬，也不过象征性收取两件。然而这次江永一反常态，连最廉价的龙井茶叶都不笑纳。卢兴义以为对方要与自己割席断义，登时面色大变，汗水顺股滑下颌角。江永见状，吩咐下人端来两盏桂圆茶汤，宽慰道，“多承恩惠，深铭肺腑，今日南都一见，倒是不谷有薄礼相赠。”

说罢，让华安把两枚木匣分别放在卢、余身侧的方几上。扁平的红木方匣可盛放的物件不多，打开一看，果然只有一枚新铸的延兴通宝方孔铜钱，一枚正刻“延兴元宝”、背刻嘉禾纹的圆形银币以及一张形制接近于宝钞的大宣银券。二人正自思索其用意，听江永悠悠说道，“朝廷议定‘废两用元’之策，自延兴元年起，凡物货定价及市易通商，一律专用铜钱、银币，不得再用银两。南都由户部设立大宣银券司，各省、府、县由官衙设立大宣银券分司，收官民工商之白银，兑换四成银币及六成银券。银券可代制钱，所有官款出纳、商民交易，一例按成行用。期满六年，旧券换新，亦可兑换与市价等值之银币，贴水以外，义无剖克之理。”

余翱捏起那枚银币，放在手心里颠了颠，七钱二分左右，与闽粤一带流通的佛头番币（注1）相差仿佛，看来不是用重量计算的币值。他又将那张“大宣银券”翻到背面，新帝亲笔所书“凭券抵换官银一百元”赫然在焉。以兑换之由行截留之实，借废改之名掩搜刮之意，利用铸币、行钞稳赚一笔不说，还将帝国强权倾注于一枚小小银元。从此市面流通之货币，全以朝廷发行之数为准，经国足用之财权，皆由人主操之，他人便有万窖积银，敢冒万死而盗铸一枚者哉？如今北伐告捷，幼主当位，大宣之军威、江永之名望皆达顶峰，选择此时推行财政改革，当真是好一个趁热打铁，好一个绝处逢生！

“臣民同此食毛践土，渥荷天恩，朝廷即令竭忱报效，皆分义所当然，”余翱面露不豫，索性将大宣君臣的心思直接挑明，“况蒙圣慈曲加体恤，仅以银元代两，以纸券赊借，并不责以捐输。日后便有银元滥铸，纸券滥发，自当欢天喜地，感恩戴德（注2）。”

“银券司之发行银元、银券，成色、重量完全统一，数目、流通完全公开，绝无浮滥、欺瞒之虞。日后银钞管理，更仰赖官商同心协力，”面对余翱的冷嘲热讽，江永神色不动，“银券司拟以提举典掌银、钱之铸造、换期、流通，所申议者，以监察综核纠正后乃得施行。提举隶属于户部及各布政司，朝廷决其进退用免，监察则由各地商会推选，两部分理银券司务，彼此颉颃，故能减少贪冒，安稳人心。”

“商贾计赢逐利，久不能见信于天下，何敢置喙公务、驳正官府？”余翱又是冷哼一声，“即令于杀人榜上署名称颂，我等安敢不从？”

卢兴义的面色再次变得煞白，起身打拱连连致歉。

这又是一句阴阳怪气。正如民间传唱的歌谣，真正是“老天爷”耳聋眼花，既看不见人，也听不见话，直令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，吃素念经的活活饿杀（注3）。江永岂听不出余翱话中的弦外之音？他的目光登时凌厉，喉中都泛起咸腥，“银券司监察乃七品正官，但由当地或邻近商会推举，朝廷即行委任——二位掌柜久历商海，声望卓着，如能坐镇总司，俾公私两有裨益，我朝将不胜感激之至。”

其意正正，其言堂堂，在江永的主持下，这个“敲剥天下骨髓以奉一人”的王朝竟也有了些“与天下人共天下”的气度，当真是“诸葛犹存，正统终归汉胄”。余翱暗自感叹完，心中仍不免惴惴，“银券司以国库为资本，倚皇权为后盾，若使与商贾争利，吾等真可束手就擒矣。”

“国库之稳平干系邦国之安定，断不致妄动而蹈险也。何况与民争利，利尽人亡，朝廷又何以立足哉？部司再愚，也当知‘杀鸡取卵’之非，”江永平复下心情，又与余翱讨论道，“是故银券司之设，非为搜刮民间财利，实为改善行政，福利民众，减轻农家之负担，辅助工商之发展，向荆毋需疑也。”

家国风雨飘摇，一司之设，必尽其用。余翱明白江永绝不会只让银券司变成另一个国库，然而比之万历朝之矿监，咸嘉朝之三饷，当今朝廷只要求统一币值、集中财权，还提出“救济农户，辅助工商”的口号，也足称是“爱民如子”了。余翱和卢兴义对视一眼，认为朝廷改革步伐虽大，到底兼顾到官民利益，茍有迫压，亦在他们意想之内。卢兴义正要高声恭维，被余翱冷不防打断，“敢问元辅，朝廷拟任谁为银券司总司提举？是由父——余阁老兼领，还是户部的宋、梁两位侍郎？”

“提举京城银券司者，乃高文忠公之子汉臣。彼与二位皆是故交，如能共事一司，当为我朝再添一段佳话。”

昔日东阁大学士、户部尚书高邈不满薛青玄之专断，愤而离朝，先与在萨景铁蹄下唯一幸存的幼子寄栖吴门，后在江永的邀请下出任通移署首位署正。通移署从无到有，一面需制定规章，管理繁复的海上贸易，一面又需谨慎打点，提防各方的窥伺觊觎。高邈在浙近十年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其子汉臣侍亲多年，常替父亲在沿海商铺、钱庄间走动，后蒙恩荫入监升官，仍同卢兴义、余翱等人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。高汉臣旧任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，职位并非显要，今专领银券司事，与内宫、户部亦非浑然一体——局势但有翻覆，银券司也易脱身而去，或为独立之机构，不随政治转移。如此周密而大胆的部署，余翱很难想象，是出自于一位垂垂老矣的长者之手。若自己再辞拒延聘，不唯扫人颜面，倒更显得自己因循守旧，恐怯革新了，“余翱家室偏远，愿在闽为银券分司效力。卢掌柜身居内地，履职南都，料无碍难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