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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4章 母猪的产后护理（第2页）

“放心吧，小纯。”朱樉拍拍李纯的肩膀：“无论多么硬汉的家伙，落到我手里都只有一个下场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李纯笑呵呵地说着，只不过两眼之间全是冷意。

李恒好像那进了曹营的徐庶，一言不发地被带了下去。

“该你收拾烂摊子了，李恒摆烂了两年，现在的党争已经有雏形了。”李清伸手按在了李纯的肩膀上。

李纯不解地看向李清：“党争？仙师是说……”

“这事儿，还要从元和三年四月你下诏举行制举考试开始。”李清咂咂嘴，“这一场考试，许多怀揣着梦想的青年才俊走进了考场，其中就包括伊阙县县尉牛僧孺、陆浑县县尉皇甫湜与前进士李宗闵。”

需要注意的是，制举考试和科举考试是有区别的。所谓制举考试即制科，又称大科、特科，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，为选拔“非常之才”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。

制科并不是常备的选拔人才方式，必须等到皇帝下诏才可以举行。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，经常性地会出现变动。应试人的资格，最开始是没有限制的，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，并允许应试者毛遂自荐。后来限制逐渐增多，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，布衣则要经过地方官审查，御试之前又加“阁试”。

制举考试的分科取士，大约开始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。

“三人都是进士出身，牛僧孺与李宗闵是你爷爷德宗贞元二十一年的同科进士，皇甫湜要比他们二人晚上那么一年，是你即位的元和元年进士。三人进士及第后都顺利入仕，不过李宗闵后来辞去了华州参军事的职务，以前进士的身份应试入考。”

“那一年，牛僧孺与皇甫湜尽皆是而立之年，李宗闵才二十啷当岁，正是愤青的大好年纪，”李清看了一眼一旁摸着下巴的李世民，“举人牛僧孺、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。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，便把他们推荐给李纯。”

“这件事很快便传到宰相李吉甫的耳里，李吉甫见牛僧孺、李宗闵批评朝政，尤其是在试卷之中血淋淋地揭露了他的短处，对他十分不利。于是李吉甫在李纯的面前说，这两个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。李纯信以为真，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。”

“但此事却引致朝野哗然，大臣们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，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。迫于压力，李纯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，另任命宰相。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。但此时李德裕、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。”

“这也是大唐著名的‘牛李党争’的开端，牛僧孺与李宗闵将对李吉甫的恨意，转嫁到了他儿子李德裕的身上。而牛李党争的‘牛’，便是牛僧孺；‘李’便是这位李吉甫的儿子，李德裕。”

李清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继续说道：“到了李恒的长庆元年，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，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。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、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。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，录取都是通过“关节”。李恒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、元稹、李绅，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。”

元稹就是那个写“垂死病中惊坐起”的男人，而李绅就不用说了，《悯农》就他写的。

李德裕、元稹和李绅，便是李党的“我们仨”，号称是李党的“三俊”。

“于是穆宗派人复试﹐结果原榜十四人中﹐仅三人勉强及第，钱徽、李宗闵、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。于是，李、杨等大为怀恨，从此“德裕、宗闵各分朋党，更相倾轧，垂四十年”。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，互相排斥。”

“所以，这便是牛李党争的源头吗？”李治在一旁关切地问道，“大唐也就是因为这四十多年的党争走向衰落的吧？”

能不关心吗？现在的皇帝可都是他李治的后人，万一整出点什么大活，挨揍的肯定有他自己一份，跑不掉的。

“这还用问吗？”李世民伸脚就给了李治一下子：“废柴，史书从来不看，这点关节都想不通！朕可把新旧唐书与《资治通鉴》都翻烂了！就算是没有牛僧孺与李吉甫的那些个破事儿，牛李党争也是必然要发生的。牛僧孺一党代表的是进士出身的新兴庶族地主，而李党则是盘踞在朝中树大根深的门阀士族，最重要的是，两派的分歧不仅是政见不同，也包括对礼法、门风等文化传统态度的差异。”

“最主要的是，两党的政见也完全相左：一方面是以什么制度来选拔官僚，另一方面则是对待藩镇的态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