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帝朱祁镇时年二十来岁,祖母和一干老臣都已经离世,正是自己一展拳脚的大好时机,看到北方鞑子如此放肆,颇为恼恨,王振借此鼓动皇帝,建议他御驾亲征。
朝中大臣劝阻,皇帝不听,一来是效仿他的父亲——明宣宗曾在杨荣的建议下,御驾亲征,打败汉王;二来为了证明自己,何况大明朝国势鼎盛,区区蛮夷,怕他不成?
当时,朝廷的军队主力都在外地,仓促之间难以集结。于是皇帝从京师附近,临时拼凑二十万人,号称五十万大军,御驾亲征。为了说服自己的母亲孙太后,他把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,并让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。
大军出征,谁知天公不作美,大雨连绵,大军到了大同附近,发现尸横遍野,加之后方粮草供应不及,军心动摇。
于是,皇帝有心撤军,王振为了顾及皇帝脸面,这个没有出征多久就悻悻然回师,太丢脸,他便建议绕道蔚州,同时,王振老家就在蔚州,要是皇帝跟自己回乡,岂不是比衣锦还乡还来得及吐气扬眉?
蔚州,距离大同非常近,而瓦剌大军逼近大同,可不是闹着玩的,群臣反对,觉得这样耽误时间,容易发生危险。
王振不听,而皇帝体恤王振,便给了他露脸的机会。大军准备开拔,前往蔚州。
不料王振心血来潮,担心大军过处,踩踏自己家的庄稼,而建议按照原路撤军。等到大军行至怀来附近,辎重反而没有赶上,于是,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候。
就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,瓦剌大军追上明军,将皇帝等人困在土木堡,水源被掐断,陷于死地,军心动荡。
于是,当也先假意议和的时候,明军上当,也先趁明军不备,发动总攻,一举歼灭之,皇帝朱祁镇被俘,王振被樊忠杀死,英国公张辅、兵部尚书邝埜等大臣战死,历史上称之为”土木堡之变“,或曰土木之变。
但是在这中间,明英宗即使不会打仗,不懂得领兵,但却敢亲率士兵和蒙古人作战,并且在兵败之后竟然没有想过要首先逃跑,这份勇气就不是在明朝之后的清朝各代皇帝可以比拟的,尽管因为明英宗导致了这场战争的失败,但单论勇气而言,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明朝皇帝的气节。
而另外一点能够体现出大明王朝不接受威胁,不接受妥协的事件是,土木堡之变,明英宗被俘,瓦剌咄咄逼人。
次日夜里,消息传至京师,一时之间,朝野震惊,京城人人自危,甚至有的富户准备转移财产,个别大臣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南京。
面对危机局面,十七日(9月3日)早朝时,大明朝堂之上围绕是“战”还是“迁”展开了一场纷争。
首先是翰林院侍讲徐珵,根据天象的变化率先提出迁都南京,以避刀兵,“南迁”之议,颇得一些大臣支持,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当即否定这项提议,认为皇陵、宗庙、社稷都在BJ,不可轻易迁移;而且要以北宋为教训,指责南迁是亡国之论。
十八日(9月4日),在明英宗生母孙太后的主持下,召开了御前会议,命由郕王监国,“暂总百官”商讨对策。
紧接着二十二日(9月8日),孙太后又下旨,立明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,仍由郕王代理国政,以安定人心。
正统年间,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,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,非死即贬,如今皇帝被俘,王振被杀,众大臣纷纷吐气扬眉,甚至跪在午门外,要求监国朱祁钰惩处王振余党。
这时,王振的死党,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,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,并将王振同党,王振外甥——王山也被当庭打死,史称午门血案。
朱祁钰害怕想回宫去,于谦拉住他的衣袖,说王振罪当诛九族,马顺等罪当死,应不予追究。
于是,朱祁钰下令马顺等罪有应得,众臣无罪。
正统十四年(1449年)八月二十八日,王文上书朱祁钰,希望他以江山社稷为重,承继大统。
当时的皇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,为免主少国疑,于谦、王直等大臣联名奏明皇太后,最终在九月初六日(9月22日)拥立朱祁钰为帝,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。
朱祁钰登基之后,还下诏边关守将不得听信瓦剌的借口,使得瓦剌意图用明英宗的名义骗取财物、骗开关门失败。
瓦剌气急败坏,发兵攻打BJ,朱祁钰任用于谦等人,组织BJ保卫战,整肃内部,调集重兵,安定人心,最终在同年十一月击退瓦剌,取得BJ保卫战的胜利。
明朝的皇帝虽能力不足,但却一直有着对其忠心耿耿的大臣,明朝灭亡之际甘心陪同崇祯皇帝一同赴死的官员不在少数,据说在北京城被破的前一天,无数肱骨大臣携一家老小全部自缢身亡,崇祯皇帝后宫同样全部自缢,这都是在崇祯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。
最后一天,崇祯皇帝坐在皇帝龙座上,还在叹息这些大臣竟然不来陪他,得旁人提醒,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已经自缢身亡。
而明代最后一代皇帝崇祯皇帝,在国破家亡之际并没有选择南迁逃走,而是留下来“天子守国门”,“朕自去冠冕,以发覆面,任贼分裂朕尸,勿伤百姓一人”是崇祯皇帝留给后世的最后一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