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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章玄武门之变（第3页）

陆逊是《三国志》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，他在《群书》的戏份只有400多字。而他的族侄陆凯，因为劝谏孙皓之故，篇幅竟有2700多字。

可见，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，而在彰显“劝谏之臣”。

因此，《群书治要》问世之后，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，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。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，十分受欢迎，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。

可以说，魏徵在《群书治要》里夹带的私货，越来越不流行了。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“谏臣之道”？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？都不是。

最大的原因是，这本书从头到尾只为一个人而写——唐太宗。

贞观之后，再无第二个唐太宗，《群书治要》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

魏徵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
04

有一次，唐太宗宴请群臣，说道：

“贞观以前，从我平定天下，周旋艰险，玄龄之功无所为让。贞观之后，尽心于我，献纳忠谨，安国利人，成我今日功业，为天下所称者，惟魏徵而已。”

在唐太宗心中，是魏徵佐成了天下大治。

唐太宗即位之初，“霜旱为灾，米谷踊贵，突厥侵扰，州县骚然”，既有内忧又有外患，灾荒严重的地方，一匹绢才能换得一斗米。

贞观五年，“天下大稔，流散者咸归乡里，米斗不过三四钱，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。东至于海，南极五岭，皆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，取给于道路焉”。

这就是历史上贞观之治的风貌：经济恢复，政治稳定，社会风气良好。类似的描述在史书中屡见不鲜，但是，贞观之治却是人人思慕。因为，它不仅仅代表着一段重要的时期，更成为了一个不断被提起、从未被超越的理想。

贞观之治最让后人羡慕的一点，就是君臣道合，同心协力的政治风气。

一次，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，李世民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，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，温彦博对唐太宗说道：魏徵作为一个臣子，行为应有形迹，不能避开嫌疑，否则就会招来诽谤。虽然没有私情，也应当受到责备。

后来，魏徵入朝说：臣听说君臣一心。如果不存公道，一昧追求行为显露痕迹，君臣上下都这样做，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。

李世民诚恳认错：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。

魏徵又说：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，不要让臣做忠臣。

李世民问：忠臣、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？

魏徵说：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，君主得到赞誉。忠臣自己遭祸被杀，君主也陷入凶恶境地，国破家亡，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。

魏徵知道，能够决定他是忠臣、还是良臣的，并不是自己的作为，而是君王的行径。也就是说，君主纳谏，使其成为良臣；君主顽固，使其成为忠臣。这世上可以没有魏徵，却不能没有唐太宗。

李世民的回答也非常耐人寻味：“君但莫违此言，我必不忘社稷之计。”

纳谏只是贞观君臣的一面。

经历过天下之惊变，面对历史的殷鉴，他们怀有相通的理想。唐太宗曾说过：“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而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畏也。”畏惧什么呢？畏水能覆舟，所以先存百姓；畏偏听则暗，所以寻求群体的力量。

唐太宗。图源：网络

北宋时，包拯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
“臣闻唐太宗英明好谏之主也，魏元成忠直无隐之臣也，故君臣道合，千载一时，事无不言，言无不纳。”

好像只要臣子敢谏、君主纳谏，就能使得天下大治。

窄化的理解暴露了宋臣悲哀的处境，他们看起来与皇帝共治天下，尊严比之以往更高了。然而，宋朝的皇帝崇尚分权制衡，战战兢兢害怕丢失权势。臣子更多时候只是工具，而非同行之人。

熙宁三年，王安石求去。宋神宗责怪道：“朕与卿相知，近世以来所未有，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，形固不足累卿；然君臣之义，固重于朋友。若朋友与卿要约，勤勤如此，卿亦宜为之少屈。朕既与卿为君臣，安得不为朕少屈？”

大意是：我们俩的交情太深了，君臣只是一种形式。如果朋友邀请你去做某些事情，你应该要委屈一下自己。更何况我们是君臣，难道就不能为我委屈一下自己吗？含情脉脉，令人感动。

后来，这般有爱的宋神宗既无法保护王安石在政敌的攻击中全身而退，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揽权之心。王安石最后还是力不从心。

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之义，正如贞观之治一般，只是历史的昙花一现。

05

贞观十七年，魏徵病逝。唐太宗痛哭流涕，为之神伤。没过多久，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，魏徵位列第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