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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82章 轻徭薄赋害穷民与民休息多虚耗（第2页）

自秦汉以来，历朝历代到了王朝末年，都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，朝廷穷的当裤子，世家大族富得流油，最后就是天下大乱，群雄蜂起，致使生灵涂炭。

徐渭对李如松的读书就四个字，两眼一黑，实在是有点朽木不可以雕也，熊廷弼那样文武全才，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，李如松自己有武力在身，就越不喜欢读书了，徐渭也管不了，最终李如松也就是识字而已。

现在，李如松学会引经据典了。主要是戚继光俞大猷的言传身教，戚继光是手不释卷，闲暇的时候就会读书，李如松渐渐发现，戚继光的才智不完全的来自于天赋异禀，还有不断的学习，这让李如松感触极深。

不用人劝，李如松自己就开始读书了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现在李如松学会了贱儒的手段。

引汉书所云，就是证明这种现象，自古就存在。

“豪民越强越兼，越兼越强，朝廷轻税，则豪强恒强，反而加剧兼并之祸！”朱翊钧读着读着发现李如松说的还有几分道理。

李如松在奏疏里的从供需角度出发，基于矛盾说，从两个视角去观察了这个问题，一个是自上而下，一个是自下而上。

自上而下，则是朝廷收的少，豪民收得多，那豪民一定会比朝廷强，那朝廷还想管豪民，就是无稽之谈；

而自下而上，则是从供需角度去考虑，朝廷的税太轻，豪民就可以把地租赁给更多的佃户，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基本逻辑形成，豪民的议价能力变强，而家丁奴仆的实力也在增强，强人身依附关系建立，地主从一块土地上的朘剥量增加，豪民聚敛速度增加。

李如松将自己的观点阐述之后，提供了论据。

自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入寇京畿，保定府建圩墙以自保以来，朝廷能收到的税累年减少，本来是地方衙门的苛捐杂税，都被圩主们收走了，而圩主们兼并之数，超过了过往一百七十年的兼并总和，最终才导致了把人堆肥这种惨剧的发生。

“轻徭薄赋害穷民，与民休息多虚耗。”朱翊钧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观点，但是他发现李如松说的很有道理。

李如松这本奏疏，从现象到问题，再到原因，再到解决办法都提了出来，公五，民四，地主一，就是李如松给出的办法。

加税，只要朝廷狠下心来加税，兼并问题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。

“先生这是捣什么乱啊，他居然在浮票里表示了赞同！”朱翊钧看着张居正的浮票，眉头紧锁。

冯保十分确信的说道：“先生对于贱儒攻讦振武之事，极为不满，先生不满，这加税就是在刨根，朝堂财用日足，清丈、普查丁口相继完成，将丁口摊入田亩之中，厘清税赋，而且先生一直想推行一条鞭法，这也是财税的革故鼎新。”

“加税，加来加去，最后还是加到小民头上，不加。”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，李如松说得再也有道理，也不能轻易加税，因为都是给穷民苦力增加生活负担。

“陛下，先生也说了，那都是加税加的不够多。”冯保试探性的说道。

佃户的劳动是有极限的，如果朝廷要五成，乡贤缙绅还要五成，超过佃户生活所需的极限时，佃户自然要求豪民减租，豪民不减租怎么办？高阳何氏的灭门惨案就是例子，这就是加税加的不够多的逻辑。

这也是五成这个标准的由来，当豪民从土地中无法朘剥足够的财富时候，土地的收益就会大幅度的降低，这个时候豪民兼并的欲望就会直线下降，转而看向手工作坊，更大规模的生产就会出现。

“先生还说，要把各地常平仓纳入考成，对粮价进行考成，对粮食的价格进行严格限制，减少粮食的收益，这样粮食才能四通八达。”冯保进一步解释了张居正对李如松奏疏的补充。

常平仓自汉代就有，是为了调解粮价，储粮备荒备灾，以供应官民所需设立的粮仓，而将常平仓的运作纳入考成法，让粮食的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，减少土地的产出，这样一来，反而抑制了兼并，促进了粮食生产。

这是基于大明现状的政策，兼无可兼，并无可并的局面，当粮食的收益较低时候，粮食的交换价值大幅度下降，其使用价值就会得到突显，而田亩也会自然而然的从豪民流向小民，种出来的粮食才能到人的肚子里。

“先生还真的是读书人啊，加税、降低粮价，双管齐下，这么搞的话，民乱四起。”朱翊钧撇了撇嘴，拿起了朱笔，否定了李如松的奏疏，也否定了张居正的意见。

李如松这本奏疏是一句也没提朝官对他的攻讦，但字字句句都在反击，他在刨根，刨势要豪右的根儿。

土地是这些出身势要豪右、乡贤缙绅的命根子，李如松就是奔着朝官的要害去的。

张居正在表达自己的愤怒，富国强兵，是张居正新政的核心内容，对于李如松如此攻讦，是对新政的挑衅。

这些看似合理的话，其实都是在表达态度而已，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推行。

这么大的事儿，张居正就贴了一张浮票，其实就是知道皇帝不会同意，才会如此建议，张居正教过朱翊钧，一个政令如果他看起来十分的完美，那么它一定非常的危险，朝廷加税，看起来简单直接，而且方方面面都很好，那就十分危险了。

那么，加税的代价是什么？

大明也有加税的典型案例，征三饷，征三饷就是的结果就是：驱民以为贼也，又何平贼之有！

一个古怪的循环出现了，天灾人祸，内忧外患之下，帝国的财用大亏，蛮夷起于四野，流寇荼毒天下，朝廷无银无粮，无法组建军队安定江山社稷，只能加征三饷，结果就是把良善的百姓逼上梁山，逼到落草为寇。

为安定天下加派，加派逼民为寇，天下更加动荡，需要更多的加派，如此一来，恶性循环建立。

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征辽饷，崇祯十年开始加征剿饷、崇祯十二年饷尽而贼未平，再加练饷，崇祯十年和崇祯十二年的时候，杨嗣昌对崇祯皇帝说：百亩只增银三四钱，稍抑兼并耳！

杨嗣昌的逻辑也是如此，加税减少兼并。

一切设想都是极好的，加的税也不多，但大明朝的确是这样的，朝廷开征三饷后，各地各级衙门，是决计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机会，暗为加派者，不知几百千万。

所以，加税其实就是张居正威胁朝臣们的一个办法，也就是吓唬吓唬这些个朝官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