僵持也好、决出强弱也好,都受到某些条件制约。
首先是地理条件。
这里不得不提及“中国”这个概念。
“中国”最早出现在西周金文体《尚书》中,那时的“中国”概念,是指夏商周以来,“华夏民族”居住的区域。
这个区域的地理位置,不同历史时期,并不是绝对固定的。
有时更靠西部,有时往东移,有时向南边发展,有时又占了北边一些地盘。
大致上是在后世的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区域。
《尚书》里,华夏民族居住地之所以用“中国”概念,是因为东、南、西、北都有其他民族居住。
那就是所谓的“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”。
这四个明显带贬义的概念,是华夏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称呼。
其实就是指后来的东胡、鲜卑、匈奴、羌、氐、羯…等民族。
也就是东方的越国、南方的楚国、西域各国、北方东胡或匈奴政权。
“中国”不断向东、南、西、北扩大地盘,融合族群,概念代表的区域也不断变大。
但是可以说,一直到很晚,“中国”只是一个“地理+文化”概念。
“中国”正式成为法律概念,要到1869年。
那年,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。
条约上,两个缔约主体,一方是“沙俄”,一方是“中国”。
这个“中国”,就是清朝政府代表索额图、佟国维,用来代替大清政府的名称。
自此以后,涉及到国家关系时,“中国”才成为这一片区域核心国家的称呼。
在此以前,秦、汉、晋、南北朝国家、唐宋元明清,都是以自己的政权名称代表自己国家名称。
正因如此,东周时期的那些国家名称,在历史上反复出现。
比如,曹丕夺汉,他建立的政权是“魏国”,这个“魏国”,也就是春秋晚期,“三国分晋”产生的那个“魏国”的名称。
曹丕自称“魏国”,也是复辟东周魏国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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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地,拓跋珪将自己的国家名称,由“代国”改为“魏国”,也是想表明:自己的道统来自“东周魏国→曹氏魏国”。
同理,司马炎篡魏,将国号改成“晋”,也是要表明:自己就是春秋霸主“晋国”的继承者。
刘裕将国号定为“宋”,也是用春秋时期的宋国定位自己,表明自己是有道统传承的。
后来出现的“齐”、“周”、“陈”…等等,都是同样原理。
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:无论这片区域的政权名称怎么变,其地理格局变化却不大。
具体来说,这片区域的地理格局有两道明显分界线:东西分界线、南北分界线。
东西分界线是大兴安岭—太行山脉—巫山山脉—雪峰山脉。
这几座东北—西南走向的山系,将这片区域的地界分成两部:东部地势低、整体平坦;西部地势高、整体是山系连绵且多崎岖。
而这片区域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—淮河。
秦岭西起陇南(甘肃南部),东至南豫州大别山,东西长3200里,南北最宽200里、最窄20里,海拔高度在2000—2800米之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