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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章明朝的灭亡1（第5页）

山西稷山县志记载，“十一年至十三年频旱，野无青草，斗米前文，男女鬻者成市，草根树皮采食殆尽，甚至人相食。有幼孺独行被人攫食者，有殡未旋踵剖冢盗食者，有同食共寝暮夜剐食者，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，父母死而子食之者，种种惨凄不胜枚举。”

在这种干旱、蝗灾和，人民死亡高发影响下，瘟疫也随之而来。

史料记载，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，分别在1586—1590年和1640—1644年，而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，程度尤其严重。在这些瘟疫中，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。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，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。

检阅史书可以看到，崇祯十四年，当时由于长期的干旱，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、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，进入安徽、河南、河北等各省觅食，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，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发——当时，整个北方“瘟疫大行，人死十之五六，岁大凶”，当时，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，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，“见人民饥死者三，疫死者三，为盗者四。米石银二十四两，人死取以食”。

就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，崇祯十六年，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，“京师大疫，死亡日以万计”，“死亡枕藉，十室九空，甚至户丁尽绝，无人收殓者”。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，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户全部死光，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。

当时，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人，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，北京城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，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，“崇祯十六年大疫，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。”

就在明朝灭亡当年，崇祯十七年，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就说，“昨年京师瘟疫大作，死亡枕藉，十室九空，甚至户丁尽绝，无人收敛者。”

到了1644年开春，瘟疫又在北京复发。

此时，李自成的军队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，当时，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了40%左右，由于死人太多，当时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落得无人行走，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，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，但除了缺额外，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，“鞭一人起，一人复卧如故”，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。加上由于明朝财政艰难、欠饷太久，当时士兵们已经斗志全无。

因此，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，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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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，实际上，灭亡明朝的最大因素，除了内在因素外，其外在的或者说快变量，毫无疑问是来自残酷的连续大规模、长时间的干旱、蝗灾、饥荒和瘟疫等自然灾害。

根据气候统计分析，明朝末年，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，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c左右，当时，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时期以来的最低点。

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，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，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。

在国内，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，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，因此也称为“明清小冰期”。

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，在农业社会，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，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，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对此，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，崇祯二年，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《备陈大饥疏》中，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，他说：

“臣乡延安府，自去岁一年无雨，草木枯焦。八九月间，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。其粒类糠皮，其味苦而涩。食之，仅可延以不死。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，则剥树皮而食。诸树惟榆树差善，杂他树皮以为食，亦可稍缓其死。

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，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。其石名青叶，味腥而腻，少食辄饱，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。

最可悯者，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，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。有号泣者，有呼其父母者，有食其粪土者。至次晨，所弃之子已无一生，而又有弃子者矣。

更可异者，童稚辈及独行者，一出城外便无踪影。后见门外之人，炊人骨以为薪，煮人肉以为食，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。而食人之人，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，内发燥热而死矣。于是死者枕藉，臭气熏天。”

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，当地百姓中，那些不甘饿死的人，开始铤而走险，相聚为盗。即便被官府抓获了，也不后悔，公开表示：“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！与其坐而饥死，何若为盗而死，犹得为饱鬼也。”

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，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，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。

因此，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和1628年，王二、王嘉胤、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，当时，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“与其坐而饥死，何不盗而死”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，面对农民军，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，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、的普遍蔓延，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，致使农民起义呈现“野火烧不尽”之势。

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，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，应该已经达到1。6亿人左右，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，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。

进入明末后，由于饥荒、干旱、土地兼并、瘟疫、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，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，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，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，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，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，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，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。

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，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，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、政府收支缺口太大，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，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，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，李自成又当过边兵，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，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。

到了崇祯十年，李自成一度被明军洪承畴、孙传庭部打得溃不成军，仅仅带着17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，当时，明军剿匪颇有成效，另外一名农民起事领袖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，但到了崇祯十二年，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大干旱、再次反叛明朝，随后，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，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，当时，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“远近饥民荷锄而往，应之者如流水，日夜不绝，一呼百万，而其势燎原不可扑。”

不仅是农民军，当时不断南下的后金部队，其本质也是受到了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，以及大干旱、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所致，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，本来就颇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满人不断南下，试图通过攻城略地掠夺人口、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。

尽管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，但相对而言，后金在崛起过程中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，在不断掠夺辽东和关内财富、人口资源同时，也不断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，并多次出兵征讨朝鲜，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，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，从而使得满清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，不断扩充成长，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。

同样面临危机，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。当然，从现实的角度看，满人在东北地盘小、人口少，船小好调头，加上策略得当，四处拉拢资源和人心，这就使得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，而明朝政府与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火并，也让满人这个第三者能在关外坐享渔翁之利，这确实是崇祯这个大明帝国的“大当家”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，而且是足以让人致命的优势。